中国IT产业“制度转身”的成功范例当属联想集团与TCL集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众多创建于那一时期的IT企业，都几乎与高校有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联想、方正、同方、紫光、北大青鸟、北大未名、北大资源、交大铭泰、浙大网新等，形成了中科院系、北大系、清华系、交大系等诸多流派。

    与这些尚且活跃在市场的企业相比，制度转身不成功的企业吃尽了苦头。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从公有体制(国有、集体、乃至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矛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IT品牌纷纷消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指出，1984年创办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都会面临体制的问题，而多数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都因为制度束缚而错过了做大市场的最佳时机。

    1999年，科龙电器年销售额达56亿元，利润高达6.3亿元。然而，在从集体所有制转向股份制之后，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并未旁落，即使在上市之后，也并未把科龙从根本上变成一个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值问题、管理层股权问题等，地方政府不放权，直接干预企业战略决策，导致科龙错失良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哪个问题都是科龙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解开的死结，终落得只以区区9亿元就贱卖自己的结局。

    死于人治

    作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制造者和曾经的第一大电视制造商，长城与长虹都曾有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其在改制进程中的缓慢，包括企业决策制度、领导人制度的不健全等等，都是阻碍其成为产业领袖的重要原因。在辉煌时期，长虹彩电的市场占有率曾经高达42%，然而，由于国企的委任制度使得倪润峰在影响企业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做出了错误决策，而企业内并没有提供当领导人做出错误决策时的纠错机制，这直接影响到长虹的前途。

    中国计算机工业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化运作，在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企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在市场化运作体系和计算机工业体系未建立起之前，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前途。

    建立起法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迈向市场化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制度门槛。“企业是一个人管，还是一群人管”的问题，曾经困扰了很多IT企业。巨人的史玉柱、托普的宋如华、爱多的胡志标、创维的黄宏生等等，在打造企业的过程中，曾经将一己之力发挥到极致。在很多情况下，领导人等同于企业决策机构，使很多企业出现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况。

    在历史上，长城的王之、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都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在中生代企业中，熊猫手机的马志平、实达与长城的吴庆生、沐泽的余立新、爱多的胡志标、恒基伟业(商务通)的张征宇、科龙的顾雏军、巨人的史玉柱更是不得不背负起企业衰落的责任。

    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更是一个传奇中的传奇，托普鼎盛时期先后收购了上市公司原川长征(后改名为托普软件)、金狮股份(后改名为炎黄在线、炎黄物流)，还在香港创业板运作上市托普科技，27个托普软件园遍布全国，圈地1.4万余亩土地。在宋如华出逃的最后时刻，2002年，托普软件还在全国打出广告，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引发业界广泛质疑，托普随即公布了巨额亏损的财务报告，银行与地方政府纷纷倒戈，托普帝国轰然倒塌，宋如华本人被冠以“骗子”的名声远走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