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涯

马雪征最初的梦想是当外交官。

她说自己自小接受的是鼓励式教育，一直是功课最好的学生，也让她在很多事情上自信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但文革中，16岁初中刚一毕业，她就被安排前往东北插队。事后回忆，她说：“因为家庭受审查，所以插队其实是一种解脱。不用在城市里受人家的气了，就主动地、高高兴兴的去了。”——这4年的插队经历，也让她被迫放弃了从政梦想。

1973年，在比尔·盖茨进入哈佛同时，马雪征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中科院做对外合作项目。

她所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给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做翻译。

不难想象，对于一个英语训练主要来自于文革期间国内大学3年教育的人，这并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最初，她每天从李约瑟那里要来第二天的演讲内容，把所有不认识的技术单词都查阅、记录，以便次日上台翻译。即使在台上翻译错误，她也不紧张。让马雪征津津乐道的记忆是，当年她面对包括中科院院长方毅等要人时，也会偶尔直接问台下的专家们“这词是什么意思”，得到回答之后说声谢谢，继续翻译。

“我觉得我这个人没包袱，有成绩的时候没有包袱，没成绩的时候就更没有包袱了。”马雪征说。这种性格至今未改。

甚至，20岁出头的马雪征主动组织了一些项目。比如，她和另外几名同事独立组织了一个青藏高原的地质考察项目。当时，西藏并未开放，但经过各方面的协调，马雪征带着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先后进藏五次，历时三年，从南到北穿越了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完成了地质考察。回望过去，当柳传志、张瑞敏们在创业中锻炼着自己因人成事的能力，马雪征是在中科院一次次自发行动中完善了自己谋划、实现构想的能力。

很快，马雪征进入了一条快行线：她是中科院最年轻的处长，然后是最年轻的主任和副局长，年仅30岁时，她就享受到了专家级的薪水待遇。

硬币的另一面是，过于顺畅的上升通道让她不惮于展露锋芒，因此很容易得罪人。马雪征记得，她曾经听说中科院里的一些议论：千万不能让马雪征当局长，否则局里有一半人要走掉。对此，她的直接反应是：是环境有问题，而非自己的风格需要改变。这也让她开始思考，自己是否找一个更结果导向的工作。

她想到了联想电脑。

1988年，陪同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到刚刚成立的香港联想剪彩时，马雪征看到了这家公司简陋的环境和宏大的愿景之间的强烈反差，柳传志表达出日后将国际化的雄心更让她印象深刻。

1990年，马雪征主动向中科院和柳传志要求加入联想。她甚至在中科院几位院长那里软磨硬泡了7个月才得到批准。然而，这位在中科院12年、正处级、且即将有机会提升的副局长居然主动要求加入只有十几个人的联想，反而让柳传志颇感意外。据说，联想为此专门召开了总裁会议，讨论这后面有什么弦外之音。即使得到全票通过，柳传志还是专门给马雪征设置了一些考验，比如让她去做生产一线的工人、销售柜台上的售货员，6个月之后才将她安排为香港联想的总裁助理。

突然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商业环境，马雪征曾经一度茫然无措。擅于面对诺贝尔奖专家、国家领导人的她不得不和小商贩们打交道，并由原来在机关“被人求”改成了“求人”。“在进入商业企业的一段时间，两三年的时间吧，我的自信差了很多。”马雪征回顾说。

这也让她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性格。至今，马雪征仍记得，一次柳传志告诉她：“也许你在机关做事是为了做关系，但在企业，做关系是为了做事”。这句话点醒了曾经过于在意过程的马雪征，从此变得更为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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