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能忍受公司的管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是华为迅猛发展期，包括销售额、人员规模都在扩大，但1999年所有都止步不前了。”2000年，陈健离开华为选择美国留学之路。

小陈说，他在华为做的工作极其无聊，号称高技术，但你学不到任何前沿先进的技术。许多技术工作就是按协议照本宣科。“在这里做技术是没有出路的，尤其现在几乎没有了加薪机会，要想发展只能走升官这条路。如果你的组织能力很强,为人圆滑，还可以有点发展，但想进入公司上层是毫无希望的。”

“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公司管理极其严格，不许用公司网络收发任何与工作无关的邮件，不许共享任何可能泄密的文档，不许存有任何与个人工作无关的软件……”小陈回忆说，自己有一次不小心给朋友发了一份邮件结果被扣了500块钱。

如今，陈健已经定居美国，自己经营一家网络公司。“平时还是很关注华为的信息，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工作过的地方。”陈健说。

“离开华为薪水一路下滑”

“本命年要么凡事特顺，要么久走背字，我就是后者。”1998年从华为辞职后，小罗开始了薪水下滑的厄运。他选择离开华为是为了去广东某电厂。

“那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民营公司不稳当，想找个国家单位。”让他没想到的是，国企虽稳定，但收入却少。

小罗到电厂后第一个月收入不及原来在华为的一半。“身为技术人员，我一个月全部下来就4000多，而我们单位给领导开车的司机都能拿这个数，整天还能吃吃喝喝开着免费车。”

又过不到一年时间，小罗又去了深圳另一家国企。这次跳槽后，他每月的薪水降到3000多。小罗告诉记者，当初跟他一同进入华为的同事，现在每月收入都在两万以上，“后悔当初不该选择稳定。”小罗说。本版撰文晨报记者王猛

记者手记

“辞职门”事关居安思危

尽管之前“人心惶惶”，但从结果来看，7000人皆大欢喜的“辞职”或许与劳动合同法的尊严无关。作为取消“工号文化”的标志，任正非的001号工号可能随辞职事件而易主，但他却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人事变动，他第一次动了华为的“根”。

在企业家眼中，因为华为是非国企，又是行业主导，因此也只有华为才有如此魄力。在投资者眼中，辞职事件是任正非在挑逗舆论最终达到股票攀升、变相宣传的目的。但任正非还是任正非！熟悉任正非的人对他的评价是善于搞运动，但运动具有两面性，从另一方面看是一个清醒的头脑在谋划企业长远发展而布下的一枚棋子。

既然辞职事件的成本高达10亿，可以从容应对任何一个试图懈怠的华为人，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损耗大量人力物力，并让媒体和职能部门闻风而动外加胆战心惊？

舆论解读任正非的辞职门事件为“赔了夫人又折兵”。但我更愿意将其突然发起的7000人集体“运动”看成一个企业家居安思危的表现。当个人魅力远去之后，一个企业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和企业远景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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